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能够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持社会稳定,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能推动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进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国家治理成为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城市社区治理和乡村治理作为基层治理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体系已日趋完善。但是,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体系还刚刚起步,需要不断加以完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所以,如何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系,使之成为城市和乡村优势互补的桥梁、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助推器,是当今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城乡融合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耦合机制
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和治理是以城镇和农村为基底、以城乡融合为路线、以新型城乡关系为主要目标,转变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管理方式、治理体系,从而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对于新型农村社区而言,它是农村但又不像农村、像城镇但又不是城镇。这种以“合村并居”“易地搬迁”等方式建立的新型农村社区为基层治理和居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为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带来了机遇。不管是“合村并居”“易地搬迁”,还是以其他形式建立的新型农村社区,都是独立于城市和农村的一种新型社区,它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能够丰富城乡之间的交流方式、拓宽城乡之间的发展道路。新型农村社区不能仅仅停留在建设层面,更要注重治理体系的创新和完善,建构起上下贯通、城乡一体的“城市—新型农村—农村”三点一线的新型行政管理机制。通过对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理念的研究和实践,让城市治理和农村治理能够求同存异、有机融合,能够丰富我国基层治理的方式、创新我国基层治理的理念,有效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城乡融合视角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制约因素
(一)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有待提升
现阶段的新型农村社区基本上是以传统的村落为班底,通过搬迁、拆迁、合并等方式形成一个大型的社区,社区党组织人员主要是集合原有村落的党组织成员,形成一个新的社区党组织。这就会形成由原来的一个党组织管一个村变成现在的多个党组织管一个社区的局面,再加上社会各治理主体均可参与社区治理,一些村干部的工作热情有所降低。此外,乡镇政府和社区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作为被指导者的社区有配合政府行动的义务,然而一些基层政府在指导过程中却出现了部分代行自治职能的现象,挤占、侵蚀了农村社区部分自治权力,引导有的已经变为了主导,挤占了社区自治的空间。这就导致社区逐渐丧失自治权力,居民的实际利益受到损害。
(二)治理体系尚不完善,多元治理机制不健全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注重运用法治的方式,实现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目前,新型农村社区的多元治理机制仍存在一些困境。一方面,原来村委会的管理制度和治理机制被打破,短时间内没有建立完善的社区治理体系。另一方面,作为多方“共治”主体的企业、社会组织、志愿服务机构也不能很好地融入社区治理中。一些社会企业虽然为社区提供资源支持,但大都是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更多是为了政治任务和自身利益,并非独立的治理主体。红十字会、环境保护协会、妇联等一些社会、群团组织对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认识还不够、实践还不足,只局限于参与城市社区的治理。由于社会组织和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社区内组织缺乏有效培育,社会参与机制还不够健全,还难以有效承接各种类型的社区服务。
(三)产业支撑不足,居民收入有待进一步提高
新型农村社区的建立改变了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收入方式,传统的农村居民主要经济来源是农作物种植,少部分居民则是以饲养牲畜、家禽和外出打工为经济来源。而且,以前的农村内部只有小商店、小集市等商业主体,居民的日常开支较低。而新型农村社区的建立使得小吃店、蔬菜水果店、便利店等社会各商业主体不断进驻,居民在获得更好服务的同时,日常开支也在不断增加。虽然新型农村社区是以城市社区为标杆而建立的,但是它们并不像城市社区一样,出门就可以工作,出门就可以赚钱。大部分新型农村社区是建立在城乡接合处,老龄化、人才流失、远离城市等传统农村弊病导致社区周边难以建成工业园和产业集群。失去耕地的居民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甚至有些居民因为年龄和身体原因根本找不到工作。此外,由于居民受教育程度偏低、缺乏资金支持和专业指导等因素,社区居民很难通过自主创业增加收入。这就导致社区居民收入变低,生活压力增大,甚至一部分居民日常生活得不到保障。
(四)缺乏科学规划,居民权益得不到有力保障
部分地区政府在社区建设过程中缺乏调查研究和科学规划,导致一些新型农村社区不能较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功效。一方面,部分地区政府出于各种原因考虑,将相隔很远的几个村庄拆迁合并到一个社区或者将社区建设在远离城镇和居民原来居住的地方,导致社区内部缺乏有效管理、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薄弱、社区吸引力不强。另一方面,在拆迁过程中,有的村民为了少支付购房成本,要求提高拆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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