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让鲁迅先生成为粉丝呢?
还真有,那就是夏目漱石!
鲁迅曾大量阅读过他的作品,甚至受他影响,弃医从文,就连文笔中轻妙的嘲讽意味,也神似夏目漱石。
鲁迅先生曾说:“夏目漱石是明治文坛上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夏目漱石在日本,被誉为“国民大作家”,他的头像曾被印在一千日元的纸币上,家喻户晓。
事实上,夏目漱石一生并不顺遂,曾因不满时政、爱女夭折以及病痛折磨,而悲观厌世。
但他把人世的种种不容易,化成幽默、通透的文字写进作品里,显得处处精彩,成就非凡。
磨难,是成功的基石
1867年2月9日晚,江户的末落贵族,夏目家族增加了一口男丁,取名金之助。
夏目家庭在江户地方上原本有庞大的势力。
但是夏目漱石出生的时候,夏目家道已经开始中落。
属于没落贵族,所以作为家中最小的第八个孩子,他不太受父母待见,一出生就被寄养到了别人家。
漱石两岁的时候被正式过继给外人作为养子,但是后来因为养父母的感情不好以及养父的工作调动而经常举家搬迁。
孤独地长到了十岁,他才在一个夏天,被接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但是这样的日子带来的幸福时光也不算长久,父亲和兄弟们与他的相处也不是特别和睦。
他从小就表现出来浓厚的文学兴趣,尤其自幼对汉学感兴趣,但不受家人的重视。
后来十五岁时,母亲又因病去世了。
从那以后,他更加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就索性脱离了夏目家,开始了一个人的求学治学之路。
1881年4月,15岁的夏目漱石进入汉学塾研习中国古典文学,阅读了《史记》以及唐诗宋词等作品。
他说过:“余儿时诵唐宋数千言,喜作为文章”。
汉文化中儒家气质的浸润,使得漱石“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习气格外浓重。
22岁那年,江户青年金之助,首次使用“漱石”为笔名,并以汉诗体作游记《木屑集》,登上了历史舞台。
漱石两个字,取自《晋书》里的“漱石枕流”, 指隐居生活。
从此以后,就很少有人知道少年金之助了。
人们能记住的,只是日本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夏目漱石。
而不是江户没落世家里,那个孤独的金之助。
1890年,23岁的夏目漱石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英文科就读,成绩非常优秀,还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
这一时期,他将早年间的汉学底蕴,与西方的启蒙思想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趣,并通过论文发表、俳句创作,向外界展露自己的才华。
1893年毕业后,他顺利地在校长的推荐下进入东京高等师任教。
两年后他辞职到松山中学任教,次年转入熊本第五高等学校。
这期间一直从事英语教育工作,并经过相亲和夫人中根镜子结婚了,养育了儿女,凭借自己的才华在日本文学界踏踏实实地站稳了脚跟。
《哥儿》
夏目漱石的《哥儿》讲述了一个来自东京的“哥儿”,去乡下教书的经历,他邂逅了学校里的同事——有像小丑一般狂妄自大的家伙,在用不到他的地方,也非要露露面不可。
有像豪猪那样的人,两个肩膀扛着一副救世主的面孔,似乎日本少了他就要遭殃。
也有像红衬衫那样的人,以涂发蜡和偷女人为自己的嗜好。
还有狐狸,装出一副“假若教育是个活人,它穿上大礼服也就成了我”的样子。这些人都各自摆出一副趾高气昂的架子,独有这位老秧君,似有若无,宛如一只被人当作人质的木偶,规规矩矩地活着。
而故事的主要冲突,就是这位规规矩矩的老秧君,不仅被喜欢偷女人的红衬衫教学主任抢走了未婚妻,更是在红衬衫和狐狸校长的串通下,被指派到偏僻的山区任教。
而不服从管教又性情耿直的豪猪,也遭到陷害被迫辞职。“哥儿”再也忍受不了在乡下教学的痛苦,终于决定辞职返京。当然,除了这些同事之间勾心斗角的状况,他更是在与学生的交锋中,屡遭挫败,学生们一次次肆无忌惮的嘲笑他,甚至在他的床铺里放进数十只蝗虫。
正如他所说的:“一个中学教师,不管到哪儿总是跟这帮小子打交道,那也太可悲了。但做教师的仍是绵绵不绝,这些都是忍耐力极强的糊涂虫吧。”
最讽刺的地方,莫过于针对“哥儿”的床铺被学生放进蝗虫的事件,教职工们聚在一处开会讨论。“狐狸有狐狸的一套,红衬衫也有红衬衫的一套。他竟然公开宣称,学生闹事不应该怪罪学生,而应该怪罪教师。”所以说,学生表现的不好,责任全在于教师,而且还是一个新来的教师,这是多么荒谬的判断啊!
教师本应是传道授业解惑的灵魂工程师,最后却渐渐变成一个工具一般的存在。
《三四郎》
《三四郎》被读者们纳入夏目漱石的“爱情三部曲”之一,就是因为里面有大量篇幅描写了三四郎对美祢子的暗恋。
三四郎几乎是一眼就恋上了美祢子。
“三四郎无意中抬眼一望,只见左边山冈上站着两个女子。女子脚边就是水池……三四郎这时感受到的东西只不过是绮丽的色彩罢了。然而他是乡下人,既讲不出也写不出这色彩究竟有何奇丽……”
一次次相遇让两人彼此熟悉,但是对于三四郎而言,美祢子永远是一团迷雾,当他以为自己已经靠近她时,伸手却抓不到她,当他以为已经没有希望时,美祢子却又再次靠近他。
他一直以乡下人的自卑心情小心翼翼地与美祢子相处。
美祢子有着能够自由呼吸的空间,因此她谈吐有度,进退从容,在时近时远中以年轻女子的洒脱和魅力吸引三四郎,最后却选择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屈服于精于算计的婚姻。
书中对于美祢子的描写一直与爱情有关,她与三四郎的关系,她的婚姻,身为一个受到进步教育的女子,她的选择正反映了她人格的矛盾性,也是当时某些青年的选择,即书中广田先生所说的”有意识的伪善者”。
美祢子的命运在现实生活与中外许多文学作品中多有重叠,比如庐隐在《海滨故人》中塑造的云青、玲玉、莲裳和宗莹。
他们都是现代形式的反叛者和传统意识的屈服者。
不管是从前的牺牲心态,还是如今的自我意识,广田先生似乎都没有予以肯定,也并没有予以否定。是对是错,不同的事,不同的人,自有自己的考量与选择。
正因如此,对于广田先生提出的伪善者与真恶人,窃以为不是黑白分明的模糊,让这份善与恶有了多样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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